日期：1957-9-9 作者：安徽省省委农村工作部
安徽省省委农村工作部肥东县安乐社是一个三类社，是1955年年底在十七个初级社的基础上合并办起来的。全社五百六十七户，其中：贫农四百零五户，中农一百五十二户，富农三户，地主七户。有田地七千七百八十八亩，耕牛一百三十九头。去年秋季分配时，因为社里估产过高，队与队之间分配不匀，在十六个生产队的基础上，又分成了十六个小社。最大的一百零二户，最小的十八户，平均三十五户。
7月初，工作组一来到这里，就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些田里什么都没有种；在午季作物田里，有许多草长得比庄稼还高；今年是个好年成，在别的社里，群众的生产情绪很高，可是这里的干部垂头丧气，群众的生产情绪也不高。从这种现象上已经看出，合作社的问题一定很大、很多。后来，经过调查了解，事实果然是这样。
去年午季作物的播种面积，本来应播种五千零三十亩，但是社里只种了三千三百亩，少种了一千七百七十亩。在今年的7月里，全社还有三百一十五亩空白田。在旱地的作物中，草比庄稼高的就有二百八十七亩，占旱地作物总面积的20％。最严重的小完社，竟占到74％。
全社有六个小社实行了包工包产，但是实际上，全社仍旧实行着死分死记的办法。全社不分男女老少，劳力强弱，技术高低，只要做一天活，一律记八分工，以致造成了“上工晚，收工早，干活赛小跑”、“田头蹲一蹲，回家拿工分”等窝工、混工的现象。社里的积肥工作，不问质量好坏，每担粪一律二角三分钱，因而肥料大大减少了。在去年播种的三千三百亩小麦中，白田下种竟达二千一百四十五亩，占麦田面积的65％。在今年的五千○三十亩水稻中，白田补种的有二千七百六十六亩，占水稻面积的55％。社里的耕牛，由于保养不善，今年春天已经死了二十一头。
合作社自建立以来，从来也没有公布过一次账目，办成高级社以后，各个小社转来的固定财产、公积金、公益金、股份基金等等，社里至今尚未作结算。因而合作社欠国家的，合作社欠社员的，社员欠合作社的，社里完全不知道。由于没有财务制度，在全社五十个管、监委员中，超支的就有四十多人。
由于上述情况，干部的积极性降低了，部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开始动摇了。只在今年春天，全社就有五十多户表示要坚决退出合作社。
这可以从社里的几个主要干部来看，全社有七个脱离生产的正副社主任。社主任刘金声，是去年小乡的乡党支部书记，合作化高潮以前他分了家。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外边单干。他当了主任以后，工作一贯不积极，从去年的下半年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工作。副主任周本林，去年是乡的办社指导员(今年已调走)，工作也不积极，去年秋季，他曾用了社里八十个工，稻草七百斤，盖了一座小房子，后来他又卖了。但是，社员的工钱和稻草钱，他却一分也没有给，结婚的时候，杀了社里一口肥猪，挪用了八十五元公款。最典型的要算副主任张宏兴(党员)了。分工的时候，让他领导副业。但是，他从来不问事。一有时间就跑到店埠镇去大吃大喝。因而去年的副业生产赔了六、七千元。去年冬天，他和反革命分子李应书的女儿结了婚，从那以后，他就包庇他丈人。并领着他老婆到合肥来游逛。白天住长江饭店，晚上到江淮大戏院看戏。社里的干部，平时聚集在办公室里民大吃大喝。据调查，去年今春，他们至少喝了四百多斤酒，吃掉社里的鸭子一百一十只。有一次酒后，副主任侯来水和会计刘守全摔跤，两个都喝醉了，结果把侯来水的腿摔断了，住医院花一百多元，也要社里报销。有的干部想把工作做好，但是缺少办法；有的不推不动。根据调查了解，在去冬今春全社统计员、生产队长以上的一百三十名干部中，积极的二十七人，占干部总数的20．7％；不推不动六十三人，占48．5％；落后的四十人，占30．8％。
据初步调查，该社有应镇压而未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四人，应管制而未管制的十人。反革命分子李应书就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他早在1940年的日伪时期，即随同他的哥哥李贤白(也是应镇压未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参加了国民党的别动队，1940年他的弟弟李应茂曾与许从相的大姐许静英腐化，后被匪徒宋时贵杀死，李应书误认为是袁从先杀的，便杀死了袁从先父子二人，并把袁从先的老婆吊打了一顿，把她的门牙都打动了两个。1942年又率领土匪十人，先后抢过店埠镇朱克斌的染坊和郭全圣的糕饼坊，后又和土匪一起先后抢劫了小完村完义源、完义美、张宏渠等三条耕牛。并且经常在合肥——良园的公路上，冒充我新四军，沿途抢劫。总计，解放前他先后杀死二人，逼死一人，勒死一人，霸占了刘寿先和吴忠明两家的全部财产，平日的敲诈勒索，为数累累。
1955年混入合作社以后，他的破坏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平时，在社员之间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经常挑动社员反对生产队长。他经常跑到店埠镇去做工而不参加社里的生产，但是他却要社里给他照样记工，否则，就和干部大吵大闹。有意的把自己的鹅放到田里吃社里的庄稼，他曾偷过社里的稻箩和三十多斤山芋。他挑拨他的继女李道英离婚，嫁给大社副主任张宏兴。之后，依仗着女婿的势力，不服从干部的领导，谩骂群众，谩骂干部，他曾公开说过：“这些人(指干部)等国民党反攻过来，一个个的杀给你们看。”
漏划的富农混入合作社以后，猖狂进行破坏活动。土改时，由于七户漏划富农被错划为中农，二年来，他们挂着中农的幌子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在他们的挑动下，中农也跟在他们的后面，私分粮草、破坏生产、打骂干部、闹单干、煽动退社。新富农孙世德就是活动最积极的一个。他有四口人，有田二十六亩，耕牛一条，犁、耙、水车等农具样样俱全。解放前，结交国民党乡长、保长、汉奸、土匪等，仗势欺压群众，群众望而生畏，送其绰号“孙小鬼”。他一贯的过着剥削的生活。家里无人从事劳动，常年雇长工一个半，短工一百九十个左右。据社员反映，只孙世定等二户，即背地借他一百二十元(月利每元一角)。
合作化以后，他一贯的破坏合作社，反对社会主义。他经常把家里的一百多只鸭子放出来吃社里的庄稼。只去年被社员发现的就有五次。一次吃稻子，社里损失四、五斗，吃三次花生，社里约损失三十多斤。他煽动社员退社说：“入社不自由，粮食过称头，生产受约束，累死也累不出头。”又说：“合作社虽然好，三餐麦糊难搞到，单干户坏是坏，三餐还有大米饭。”他利用青黄不接的时候，以粮食当工资和发给钱后做活等办法，拉拢社员给他做工。
他鼓励社员说：“你们退社，要怕没有牛和家具用，有我负责。”在他的利诱和煽动下，瓦侯子社有八个社员常给他做活。今年春天，全小社三十七户，就有十九户要坚决退社。他一面鼓动社员反对干部，一面对干部又进行拉拢。他曾拉拢生产队长侯安传说：“当干部有啥好处，社员背后都骂你不公平。我看还是不干的好，要是再干下去，保你裤子都穿不上。”他拉拢干部少缴公粮，不卖余粮。1956年他应缴公粮八百斤，他用请客、送肉、送菜的办法买通了大社副主任，结果少缴公粮四百斤，去年应卖余粮八百斤，一粒都没有卖。他公开说：“要我卖余粮，政府要拿二石换我一石”。暗地里到合肥贩卖粮食，今年春天被社员发觉的就有二石多米。
两年来，党支部面对着这种种现象没有给以严厉的打击和批判，相反，有些党员已经不起积极的作用了。从去年秋天，到大放大鸣之前，一年内，只开过一次支部会和一次小组会。今年春天，在全社二十二名党员中，有十四人表示不愿意当干部。党支局陈发泉，不仅不积极领导合作社，相反带领八个社员到合肥做工去了。春天赌风正盛的时候，二十二个社员，除了一个生病，一个外出的，其余的全部都参加过赌博。团的组织也是这样，一年来只开过一次支部会，有的团员不缴团费，不过组织生活，他们对团感到厌烦了。团员王亚真说：“做法、干工作，凡是‘吃亏’的事都要我们带头，过去是团员，现在成了扁员了。”
肥东安乐社经过深入宣传、层层发动以后，大放大鸣已于8月1日开展起来，并于8日基本结束。在大放大鸣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善意的意见和批评，也暴露出许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农业合作化等种种反动言论。
上中农刘国定说：“我要讲就讲，政府判我的罪我都要讲。政府说人民的生活改善，我说改判的就是干部、解放军，干部快活，老百姓受罪。共产党再住十年，老百姓就要绝种了。”新中农黄昌法说：“早也扒，晚也扒，扒了个老南瓜。共产党在三国交界(按：指解放前战争年代)的时候，把他们藏起来(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藏我们)，现在吊都不由我们。我们种田累得像王八旦，你们快活的要死。”上中农、坏分子李圣海说：“共产党是‘年三十烧草帽子，从头坏到底’。共产党员和干部比特务还坏，特务、土匪只害一家，共产党害千家万户。大社非要整倒几个干部不行，要开他们的公审大会，把他们绑在大树上，让我们用枪岛，心里才痛快！”上中农姚本荣说：“毛主席和蒋介石对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弄一块，把老百姓限制的要死，没有吃，没有烧。蒋介石在这自由多，老百姓要怎搞就怎搞。过去，大路上驴驮马压的，现在看不到了。”上中农王××说：“共产党、国民党都不好。国民党不应该把英美勾进来，共产党不该把苏联勾进来，为什么我们没有吃？搞的粮食都给苏联吃掉。蒋介石在这里，老百姓还能做个买卖，现在连一个钱也没有。”
上中农、坏分子李圣海又说：“干部坐在办公室里快活，吃的好，穿的好，工资又多。以后要叫他们常下来生产劳动，工资也要给他们减少。”他又说：“政府再不给我们吃，我们就跟他们糊，生产不用下劲干，一年做的工分能拿五百斤口粮就行了，把共产党员、军队、干部，都饿死一光，我们来看看谁吃了亏。”他并企图把整社转移到干部的头上，如说：“整社，整社员都不管劲，要整就要整共产党员和干部。俗语说：‘打蛇就要打头’，只有这样才能搞好。”上中农张家水说：“自从解放后，我们农民建立了两个仓库，一个是菜，一个是南瓜。一年忙到头，春天吃青菜，夏天吃南瓜，冬天吃山芋。一年到头都没有好日子过。”反革命家属张志华说：“现在，还不如国民党在这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能想一点办法，可以搞一点饭吃。土改的时候，干部成天宣传社会主义好，现在到了社会主义，还是一天到晚吃南瓜、野菜。干部现在开会也不说社会主义好日子了，大概也给南瓜吃够了。”他们在对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污蔑时，比较集中的目标是口粮问题。如新中农黄克俭说：“国民党是暗强盗，共产党是明强盗。我们种点粮食都给他们搞去了，连饭都吃不饱。”中农黄昌才说：“干部、城市居民每月二十八斤，工人每月四十斤，有的还吃五十斤，中学生三十六斤，连劳改队每月都发给三十斤大米，我们连劳改队的生活都赶不上，就是我们该死吗？”有的中农并说：“为什么政府吃细粮，农民吃粗粮？”贫农张兴付(根据了解可能被坏分子利用，正在追查)说：“照现在这样搞，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真是：“社会主义真不差，一天三顿老南瓜！社会主义加油干，晌午吃不到大米饭！社会主义不用愁，社员搞不到钱打香油！社会主义搞的好，社员每天和干部吵；要支口粮支不到，搞些人还要五保！社会主义一条心，每天晚上争工分！社会主义不要怕，社员们干活打起来架！”
上中农姚学元说：“毛主席是图名誉的，只图外国都夸奖中国组织起来了，搞的好，没有看到下面搞的乱七八糟。一家兄弟都要分家，合作社怎么能办好？我看政府要改一下子，如果再不改，老百姓就不能活了。”他们一方面污蔑合作化，一方面又赞扬单干好，主张办互助组，贫、中农分开办社，甚至煽动退社。如新中农黄昌法说：“土改时搞互助组还不错，过了两、三年，毛主席又想出个新花样要办社，现在弄得我们哭也不能哭，笑也不能笑，把我们都搞穷了。”新上中农侯安传说：“我看办合作社是：政府吃了亏，群众蚀了本。政府没有劲头，老百姓也没有劲头了。就拿我来说吧：入社前，我交给政府四、五百斤公粮，还有余粮，现在不行了；那时候，我的生活很好，可是入了社有两个整劳动力，还有个孩子放牛，结果去年还透支六、七十元(按：实际上只透支二十元)。”富裕中农完义美说：“我进社不是自愿的，我根本就不愿入社，是区里来人叫我入社的，我的田和牛是被抃进来的。”他不同意和分家在一起办社，说：“你们家是什么田，我家是些什么田！那个愿意跟你们(指贫农)在一起办社。”上中农姚本荣说：“我入社等于‘黄鳝钻须笼，有进无出。’政府要想搞得好，就要把劳动力多的户和劳动力少的户分开办社，再不，就要搞互助组。”中农，绰号“梁山伯”名不详)说：“政府是骗我们入社的，今后不再受政府的骗了。粮食得到手，我们就把它分掉。”坏分子王绍求说：“现在是时候了，枪毙我，我都要单干。”
他们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如小完小社在提的二十七条意见中，有十五条是贫农提的，而且都是正确的，同时，他们对于污蔑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普遍表示不满。如瓦侯子社贫农侯安云，在鸣放会上，听到上中农刘国定说：“干部快活，老百姓受罪”和“共产党再住十年，老百姓就要绝种了”等反动言论时，当场就质问他说：“你想反动吗？那有这些事？你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大李湾小社贫农李庆云，听到各种反动言论以后，说：“这还了得，就像这样搞，他们(指散布反动言论的)还骑到我们头上来了。”贫农陈发泉说：“上级为什么不让反驳，简直要气死了。”分家侯来林跑到工作组去说：“怎么能这样搞？你们听着这些话就不管吗？连毛主席都骂了。这算什么整社！”
一种是比较好的。这种人占少数。他们不鸣不放，抱着旁观的态度。但是，他们对于反动言论也表示不满。如刘大岗小社中农刘××说：“现在不如过去，这是不凭良心的。以前的收入是多少，可国民党的捐税、敲诈也多。再说，现在是太平世界，那时候，鸡狗都不得安。我们的社没办好，就不能都怪上级：我到过群生社，人家的社就办的很好。”又如中农完礼志说：“社没办好，也不能全怪干部，社员也有分：大家的私心太重了，都看成自己的田的庄稼是自己的，社里的庄稼就不是自己的，一天到晚忙自己田里的活，都象这样，社怎么能办好。”
另一种，也是多数的，则暗地庆幸，幸灾乐祸。他们除了公开叫喊以外，暗地里也积极活动。如中农张炳文说：“这下子可到了倒苦水的时候了，该我出口气了。”上中农刘国定说：“干部都给我们搞熊了，这下子合作社要听我们的了。”上中农孙世义唯恐自己的力量不够，拉拢了五户中农动员他们放，并且说：“大家都要提，光靠我一个人不照。”中农侯来信拉拢了生产小队长和一些中农，每天晚上集会，探听消息，研究对付干部的方法。
这些人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过去有破坏活动的、有罪恶的，他们恐怕搞到自己头上，因而小心谨慎。有的不放不鸣，有的到处打听消息。如反革命分子李慕白，过去曾有过血债，未被处理。这次恐怕激起群众的公愤，因而不敢活动。又如单干户、富农孙世德，从前，积极地破坏合作社，宣传单干的好处，煽动社员退社，拉拢社员做活、放债等等。这次就怕搞到自己的头上。让他参加会议提意见，他说：“我对政府没有意见，只要政府对我没有意见就行了。”另一方面，他又跑到县广播站他女婿处去打听消息。他的女儿是党员、小社监察主任，从前，从不来往，这次他女儿生孩子一个多月了，他又买了许多礼物给他女儿，企图探听消息。
另一种，则是明处不出头，暗地活动，到处煽动。如坏分子黄光建在鸣放时到处煽动说：“干部吃食堂，老鼠也吃食堂(指仓库。意思是粮食都让政府搞去了)，老百姓只有饿死了。”富农李承荣暗地煽动社员退社，并说：“要中农、贫农放大炮，扛大炮，我过太平年。”
肥东安乐社用大放大鸣的方法整社提出来以后，干部和群众都有很多顾虑，在干部方面：工作积极，作风民主的干部，一面想把合作社整好，但是，他们不愿意采用大放大鸣的方法。他们认为：“社里的问题多得很，要是什么人都来放鸣，将来怎么收场？”“合作社要放垮了，那个负责任”。社主任侯来水向工作组说：“怎么能大放大鸣？要搞你们搞，我们可不照。”在过去工作上有缺点，有错误的干部，怕挨整，监察主任陈发泉，今年春天曾带领八个社员到合肥去做工，听说要大放大鸣，连会议都不敢主持了。在群众方面：有的认为还是老一套，提了也不能解决问题。“从去年就提，一直提到现在，毛都没拔一根，管什么劲？”有的怕干部报复，“你们(指工作组)在这里还好，要是走了干部报复我们怎么办？”
很明显，这些顾虑如果不解除，就会影响大放大鸣工作的进行。在解除这些顾虑的时候，主要的方法是：说明来意，宣传整社和大放大鸣的目的，分别对象，表明态度。首先，普遍地向社员进行了民主办社的教育，并以整社布告十八条和农业社“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为重点，发动社员采取对照的办法，来检查合作社内的缺点。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大放大鸣的目的，就是要把合作社的问题完全暴露出来，全面地从根本上把合作社整好。同时宣传：大放大鸣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社员可以提，单干户也可以提；对合作社的意见可以提，对党和政府的意见也可以提；有什么提什么，有多少提多少。其次，通过党、团支部会、干部、社员代表会和以小社(生产队)为单位的社员层层的表示决心：坚决要把合作社整好，合作社不整好，工作组不走；保证干部不报复；正确的意见，能改的马上改；暂时不能改的，将来一定改；对党和政府的意见，一定转达给有关单位请他们解决。对有问题怕处分的干部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一方面向他们宣传大放大鸣的意义，一方面向其进行前途教育，教育其认识错误，坚决的把合作社办好。
经过宣传教育和表明态度以后，干部和群众的顾虑解除了。小社主任黄爱生说：“对，要想把合作社整好，就得这样搞。”陈发泉在社员代表会表示：“我以前有过错，有了错就不能把社办好，大家尽管提，我一定改，保证不报复。”社员说：“只要上级保证把社整好，我们一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提意见开始了，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攻击，小完社的富裕中农完义美说：“你们都说共产党好，我看共产党坏”。这时，一个贫农立时反驳完义美“不凭良心”，完义美即表示要退出会场。瓦侯小社(生产队)放鸣开始时，上中农刘国定曾说：“干部快活，老百姓受罪。共产党再往十年，老百姓就要绝种了。”贫农侯安云当场就站起来说：“你想反动吗？你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那有这些事！”这两件事，使领导上感到，如果这样下去，放鸣一定要受障碍，因此，又背后说服了贫农，耐心的听取各种言论，才及时的扭转了“冷场”的现象。
要做到放深放透，方式必须多种多样，参加人数，愈广愈好，安乐社在大放大鸣时，曾经采用了以下几种方式：
1．以社员代表会为主，吸收党员和干部参加。采用这种方式，主要是开始的时候，用启发社员代表和干部鸣放，打开鸣放的局面，给群众做出样子。
2．以五个点(即五个小社——相当于生产队)鸣放，吸收周围小社的党员、团员、干部和各个阶层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参加，造成鸣放的空气，学习鸣放的方法。
4．座谈会、家长会、登门访问、田间漫谈。这些方式，主要的对象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老年人和家庭妇女。时间主要是早上、中午、晚上及一些空闲的时间。
5．意见箱，递条子。这种方式，可以使一些还有顾虑的人，用书面文字，说出自己要说的话。
安乐社这样做了以后，证明这些方式都是必要的，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8月1日到8日的鸣放阶段基本结束以后，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全社十五岁以上的一千七百六十七人参加各种会议的有一千六百七十八人，占95％。发言的(包括访问的)有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占82％。在这八天的时间内，共计发言一千八百五十六人次，书面意见(会上递条子三十二条，意见箱四十三条)七十五条，共计一千九百三十一条(以次数统计)。
安乐社一开始的时候，就把鸣放和生产工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开展宣传教育之前，即在全社范围内，普遍的进行了“八查”、“五比”。“八查”是：查空白田，查荒田，查蓄水保水，查作物田间管理，查种子保管，查积肥追肥，查耕牛保养，查农具的保管和使用。“五比”是：比庄稼好坏，比技术指导，比积肥的数量和质量，比耕牛、农具保养的好坏，比保蓄水的好坏。在检查评比中，普遍地向社员进行放鸣、生产两不误的教育，提出“意见照提，生产照干”的口号。社员很满意，情绪很高。有的社员说：“这次象解决问题了，我们一定一面提意见，一面生产。”
结合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干部分成两套班子。如生产的正队长领导放鸣，副队长指导生产。生产时，社员可以在休息的时间提意见，生产紧张时，在放鸣的会议上也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布置和研究生产。另一种方法是：鸣放主要利用晚上，不占用白天的时间，少开大典的鸣放会。这样做，社员很欢迎。从鸣放开始到现在，合作社在生产方面已经做到了很大的成绩。如：社内的三百一十五亩空白田已经全部消灭；原来二百八十七亩草地比庄稼高的旱地作物，已经全部锄薅换然一新了。目前，八百九十六亩山芋，已追肥的有七十六亩五分，锄一至三交的已有四百八十四亩；二百零九亩黄豆已经全锄两交；二百六十六亩三分四厘单季晚稻已经全锄一至二交；计划栽一百八十亩的双季稻计划，已经完成四十七亩六分，并追了一交肥；七十五亩五分岱字棉，已经全部整枝打杈，普遍地打了一次药水，并有三十九亩四分四厘锄了四至六交；全社已积肥七万七千五百石。
安乐社根据这个精神，在放鸣中，已经处理了一些问题。其中主要的如：对财务工作，组织专门力量，全面地进行登记、审查和清理；过去的肥料不分好坏，一律是三角二分钱一担，现在根据各种肥料的质量，实行了按质论价的办法；过去干部不参加田间生产，现在普遍地都能下田干活；过去，一年只开过一次党的支部会，管委会代替了党支部会议，现在重要的事情都通过支部讨论、研究，然后逐步展开，等等。
这样做好处很多。主要的是，一方面社内可以少受一些损失，使合作社及早地走上正路；另一方面，以事实做样子，进一步鼓舞群众大放大鸣。社员说：“今年整社和去年不一样了，真解决问题”，“有话说吧”。
到了放鸣的最后几天，社里出现了几种情况：部分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幸灾乐祸，重复着他们的反动言论。富裕中农刘国定说：“干部让我们搞熊了，社要听我们的了”；积极分子和一些贫农则已经忍耐不住了，贫农李庆云说：“这还了得，他们(指攻击和散布反动言论的人)还骑上我们头上来了”。事实已经表明：各个阶层要说的话基本上都说出来了，大部分群众都在要求分清是非，明辩真理的机会已经到来了。领导上及时地决定根据放鸣中意见最多，最大的粮食问题作为辩论的第一个问题。题目是：口粮比解放前是多了，还是少了？1．那些人的口粮比解放前多了？那些人的口粮比解放前少了？2．生产的口粮除了口粮，还用在什么地方？3．解放以后，政府对农民有那些经济上的支持？4．现在粮食不富裕，应该怎么办？
辩论之前，有些干部和积极分子，感到没有本钱，怕说不过中农，甚至有些干部还没有觉悟过来，仍旧跟着他们喊。
工作组根据这种情况，立即找了三个典型户，两户贫农和一户中农，算了解放前后粮食收入的细账。经调查：中农刘国安解放前，家里九口人，在一般年成下，全年收入：稻子二千七百三十斤，小麦二百五十五斤，大麦四百二十斤，蚕豆七十二斤，山芋(四折一)一千二百斤，共计收入四千六百七十七斤。此外，收入花生二百二十斤，合人民币二十二元，棉花七五斤，合人民币十四元。全年开支：缴地主地租七百斤，苛捐杂税全年折稻一千四百八十斤(壮丁费尚不不内)，留稻种一百九十五斤，大麦种七十二斤，小麦种五十一斤，共计二千六百九十八斤。家中的油、盐、亲戚往来，全年开支九十元，和花生、棉花及一口猪(三十五元)相抵，还少十九元。全年收支相抵，余粮一千九百七十九斤，每人全年平均二百一十九斤。他说：“解说前是，春吃辣菜夏吃瓜，说什么也吃不到现在的五百斤(去年，该社口粮标准是每人五百斤)”。
根据算账的结果，先后召开了党、团员(吸收积极分子参加)和贫农会议，通过算账对比，向他们进行教育。这样做了以后，党、团员、积极分子和贫农的信心倍增。原来跟着喊的减少了，大家的思想明确了，有本钱了。因而大社以算账对比为主要的方式的大辩论正式开始了。
除了粮食问题以外，该社还准备辩论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生活苦不苦？
1．解放前，那些人的生活好？那些人的生活不好？解放后，那些人的生活好？那些人的生活不大好？2．算几户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解放前后的细账。启发贫、中农自我教育。3．解放前(一年)全社有讨饭的多少户？饿死多少人？解放后(一年)盖了多少新房子和修了多少房子？4．解放前后，几年内小学生、初中生以至高中生的对比数字。
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没有优越性？
1．办社以来，合作社在兴修水利和战胜自然灾害等方面和单干户、互助组、初级社的具体对比。2．以肥东县为例，办好合作社的数字；以附近较好的合作社为例，具体说明合作社的优越性。3．安乐社为什么没有办好？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
第三，“三改”搞得对不对？
1．合作社“三改”的成绩，全省“三改”的成绩。2．“三改”的办法好不好？
3．合作社的生产改革的缺点是怎样造成的？和“三改”办法有什么关系？
第四，共产党好不好？
1．国民党为那些人办事？做了那些事？搜集解放前国民党对该社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等等罪恶事实和罪大恶极的伪军官人员和反革命分子的恶迹。2．共产党为那些人办事？做了那些好事？打国民党、土改、镇压反革命，实行合作化等等。
第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那条好？
以具体事例算资本主义的剥削，少数人发财，多数人的贫困账；以具体事例，算社会主义的大家富裕账。
同时，最后在辩论中，揭发在这次鸣放中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富农、地主、反革命分子及其它坏分子的反动言论和破坏活动，给予应有的打击或批驳。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